虎噬鹿金扣饰彰显2000年前,中国的包容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不仅是历史文明交流的见证，还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内在情怀。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就像两条于绵延不断中交汇的河流，成为历史的见证。从多个侧面展示中国古代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也传递了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

丝绸之路上的宁夏文物，既是过去，也是现在和未来，始终如一地打开着中华文化的窗口，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凝结成了时间的记忆。同时告诉人们，中国的文化、文明始终在走向世界，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文明也始终在走进中国，就是被中华情怀温暖过的国际时间，在世界文化交流的百花园里，引人注目如鲜花盛开，并且群芳竞艳、光辉灿烂。

02.虎噬鹿金扣饰：彰显年前，中国的包容气度与文化胸怀

文物档案：

出土地点：宁夏固原县头营乡坪乐村出土

出土时间：年

文物年龄：战国

文物长相：直径3.1厘米，厚1.2厘米，重26.5克。扣饰整体呈半圆球形，铸造成型，背面有一固定用钮。正面浮雕出两虎两鹿，构成两组相同的虎噬鹿图案。两虎分别咬住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后肢朝上翻转，相互交缠。背面有一钮。

同一时期文物：

1.金质怪兽纹饰牌，战国，年宁夏固原中河乡出土，长方形，长6.2厘米，宽4.7厘米，厚0.5厘米，重84.1克。整体造型为一猛兽，似虎，作站立行走状，低首，面目狰狞，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上唇朝上翻卷，利齿外露，四只爪趾错列连接构成绳索纹的底边，长尾下垂构成侧边，上饰凹叶纹。怪兽面颊、肩部、臀部等装饰螺旋纹，身部用简洁的纹样饰出兽身的斑斓状。

2.金质翼马纹饰牌，战国，年宁夏固原县三营乡红庄村出土，长6.9厘米，宽4.5厘米，重94.2克，长方形平版状，两端有圆形孔，四周为饰绳索纹的边框，正面内雕图案为一飞马，马背与腹部饰有6只带耳的勾喙鸟首，肩部、臀部等装饰螺旋纹。马前肢着地，后两肢反转腾空做飞行状。若将其倒置，也能看见一奔跑似飞的马形图案，这种会飞的马之形状或许就是中国人心目中早期的天马形象。这种正、倒看都能显示出动物图案的艺术构思，形象生动、工艺精巧、颇具匠心。

3.虎噬鹿镀锡青铜饰牌，战国，年宁夏彭阳县白杨林村出土，长8厘米，宽4.5厘米。是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腰带组件，整体为透雕虎噬鹿图案，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虎作佇立状，圆眼，椭圆形大耳，张口噬咬小鹿颈部，小鹿四肢蜷曲作挣扎状。虎肢体健壮，背上有一勾喙带猛禽头，长尾下垂，上饰麦穗纹，尾末端为勾喙朝上的猛禽头，勾喙猛禽头生两尖耳。

4.虎噬鹿青铜饰牌，战国，年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长12.4厘米，宽6.5厘米。牌饰是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腰带组件，整体为透雕虎噬鹿图案，通体呈不规则长方形，虎作站立状，额部与鼻部的装饰物构成一环，虎圆眼睁，虎右前爪攫住幼鹿肩部，张口露齿噬咬幼鹿胸部。幼鹿圆眼，长耳，四肢卷曲，作惊恐挣扎状。虎肢体健壮，额前部附一环扣，长尾翘起贴于背部，上饰麦穗纹，尾末端为一勾喙猛禽头，身上装饰有联珠、圆点、弧线等纹样。其铸造与艺术造型均显示出了较高水平，是众多动物纹扣饰中的佼佼者。

5.鎏金虎纹饰牌，战国，年，宁夏固原潘家庄农场出土，长8厘米，宽5厘米，长方形的块板上留有边框，内浮雕出虎形纹饰，虎体大肥硕，作行走状，低首，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额部有一辫状装饰向上沿颈脊后伸平贴于背部，束端饰鸟头。尾下垂，背部平素，有两个系扣用的桥形钮。

动物纹金扣饰

今天的学者把宁夏出土的这些动物纹饰牌叫“格里芬”，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是守护着阿尔泰山黄金的神兽。称：古人用这种威力无比的神兽来命名和控制阿尔泰山金矿开采的山地部落，这个山地部落就是传说中的独目人部落。

为了夺取黄金，独目人部落经常与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进行斗争。因此，格里芬逐步成为欧亚草原上虚幻的动物神兽。我们没有必要怀疑真实性和正确性，但在它们的身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外贝加尔到宁夏漫漫长路，那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一条漫漫长路，也渗透着大汉王朝的气度与胸怀。

翻开史书，人们会发现看到的只是太多表面的，比如战争，更多的本质不在于战争，而在于民族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宁夏这个地方抬着见山、低头见河。河是黄河，滋养宁夏平原的同时，在中国古代也是一道水的长城，一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分界线。山是贺兰山，匈奴语中河边的大山，名称出自匈奴的贺赖部。

山河为城，是华夏农耕的区域。在贺兰山的背面是一道躺平了贺兰山——阿拉善，名称出自贺兰山的谐音，并不是讹传中突厥语中的苍狼的意思。山立起来是山，但山上仍然有路；山躺下去不一定是山，却成了更广阔的路。在站着和躺下的贺兰山中，都是由宁夏通往漠北甚至更远的路，战争之路、融合之路，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丝绸之路的路。从汉唐帝国首都长安至固原，再至今银川、阿拉善至蒙古高原以及以远的丝绸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的最清晰和真实的人影是匈奴，而不是《历史》的斯基泰人。所以，宁夏虎噬鹿金扣饰在我们的眼里，与飞扬在学者唾沫星子里斯基泰艺术形式没有多少关联。人和游移导致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切都会在相应的地方凝固下来，成为其特色与独有。虎噬鹿金扣饰在宁夏的出现就是这样的。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宁夏的匈奴墓葬也很切合实际地让人们看到外贝加尔及其以远以广的“古中国”，而不仅仅是历史上被封闭在长城以内的汉族人。从外贝加尔到今天的宁夏，匈奴人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可以让人感慨万千的长路。如同李元昊建立的“大夏”，蒙古人把这里取名“宁夏”，匈奴人其实也是“夏”。

年前，是不会有宁夏这个名字的。宁夏之名来自于西夏被灭之后，当时的蒙古人觉得他们灭了李元昊建立的“大夏”（也叫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因其在西北，被历史学家称为了西夏），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安宁下来，所以就叫宁夏了。李元昊给自己建立的政权取“大夏”之国号，道理很简单，他想要表达党项也属于“夏”，我们今天说的华夏。这不仅是党项人民族心理与情感的认同，亦说明中华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有着多元的民族文化根系。

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村，年至年，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掘清理27座匈奴墓葬，出土随葬品余件。这些墓葬多为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比较固定，多朝向北方，骨架大多足高头低，有木棺，一般置于墓穴的左侧或洞室内。随葬器物除陶罐外，还有动物铜带饰、铜环、铜带扣等青铜文化遗物。

其中长方形透雕动物铜牌饰及肩部绘有一圈波浪纹或弦纹的陶罐最具特色。这些遗物和蒙古国、苏联外贝加尔（又译“后贝加尔”，现指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的东西伯利亚东南部。原属中国，《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割让与俄国）匈奴墓出土的同类遗物特征相似，具有匈奴文化特征。

这就是说，这些墓葬中的匈奴人可能来自外贝加尔一带，他们生活在宁夏的土地上，在这里学会了种植，吃着粮食，使用五铢钱（我国古代的一种铜制通货。钱上有“五铢”二篆字。公元前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于公元前年铸成钱币，面文“五铢”二字，重为五铢，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被称为五铢钱），成了这里的居民。

在这些匈奴人的墓葬发现的墓内五铢钱数量可观，均为西汉铸造。专家们由此推断，他们就是西汉中晚期生活在宁夏的匈奴人。

因为墓地中有少量特殊的偏洞室墓，与土坑墓相比有明显不同。因此，专家们认为，倒墩子墓地的偏洞室墓“是一种外来因素，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匈奴族源构成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偏洞室墓无论从墓葬形制、葬式，还是随葬品、殉牲习俗等方面，均与固原地区春秋战国戎人青铜文化墓葬相吻合。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些匈奴人生活在这里后，他们的葬俗经历了由偏洞室墓至土坑墓，和从有殉牲习俗到无殉牲习俗的转变；二是他们可能是加入了戎人的群体，在汉代、在宁夏这个地方都被称为了匈奴人。

墓葬在发掘后，一般都被回填，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的人们在同心，在倒墩子村这个地方，很多人再联想到匈奴人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年前，宁夏离匈奴很近。

倒墩子村这个地方属于王团镇，位于同心县东南部，在汉代的历史上属于三水属国，也叫北地属国、安定属国。汉代的五属国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之外，三水属国和北地属国是一个地方。

唐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说的属国就是指五郡之外的属国，所说的萧关也在宁夏境内，是塞上或塞外很大气磅礴的美丽。

在王维生活的年代，已经没有匈奴的说法了，或者说是匈奴被更换了名字。但这并不影响匈奴与宁夏的“近”，贺兰山的名称来自匈奴的贺兰部（又称贺赖部）。贺兰部依附于匈奴，是匈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在拓跋部兴起后，贺兰部投降拓跋部。因与拓跋部有姻亲关系，成为当时重要的贵族，后来，魏孝文帝把他们的姓氏改为贺姓，让他们逐渐融入汉族，剩下的标志也就只有姓了。而贺兰部的另一些后代，则形成契丹部落的主干，在后来岁月中也逐渐融入汉族的当中。

无独有偶，年，人们在同心会城关乡李家套子发现了5座匈奴墓葬，这里倒墩子的距离虽然很近，但这里的匈奴墓葬却与倒墩子有着很大不同。它们属于东汉匈奴墓（《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年3期），从墓葬习俗来看，墓主因为和汉人杂居，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生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墓葬形制由单一的竖穴土坑演变为木椁、石椁、砖室等多种结构。甚至，随葬品中透雕带饰减少，增加了和汉人墓葬随葬品相似的铜车具、剑、漆奁、耳杯等器物。这种变化反映了归汉匈奴人和汉族的融合过程。

遥想当年，这些匈奴人投降汉朝后，被安置在属国，和汉族人一起开发、建设和保卫边疆，而因为民族成分的复杂，虽然被冠以同一名称匈奴的称谓，但他们的故乡绝对不止外贝加尔一带，分明还有更远或更多的地方。至于他们留下来的痕迹，除了墓地，除了前文中说到的姓氏、山名，我们观察到的似乎还有当地的一些方言。

比方说，在同心及其周边一带，人们说某人脾气不好、火气大，就会说他（她）很“戗”，例如：“还没说几句，他就把我“戗”回来了。”“戗”比“顶”更有“武器性”，更的杀伤力，指言语冲突，两人说“戗”了，就是两人吵了起来。但奇怪的是，在当地，两人说“戗”了人们却喜欢用另一个词——杠。

杠，一般是指较粗的棍子，在汉语里有着由名词向动词的转变，在同心当地及其周边，人们把两人说“戗”了，叫两个人“杠”上了，并由此延伸，将将发展成了一个西北人都能听明白的词汇——抬杠——争辩、顶牛。但当地人说“杠”，还有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打架了，说两个人杠起来了，可能是指他们打了起来。这或许就是当年作为战斗民族的匈奴给予当地方言的影响吧，让当地的方言有了些许军事或者打斗、战争的味道。还有，如果某人去世，过去当地基本用这个词——交零。

啥是“交零”呢？也许就是一些人今天说的交白卷、考零蛋，但在过去，它却是军事用语——战争过后，总得有个打扫战场的，长官分配的活儿，下属就得有交代、有汇报。打扫完战场的士兵，向长官去报告，人们问他：“你干什么去呀？”他说：“交零去”。就是去向长官交差。没了战争，“交零”被用于生活中，有人去世了，大家都说是“交零”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了，它相互交融的过程，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不能直接看到、摸着，但他们却深入了我们的生活。虎噬鹿金扣饰上铸两组虎与鹿相斗的图案。两鹿居中相抱，双腿相互交搭；左右两虎各噬一鹿，方向相背，双目圆大，两耳竖立，构成两组对称的图案。布局紧凑，构思巧妙，线条浑圆起伏，是一件精美的工艺饰品。这背后是应该是汉帝国的气度与文化胸怀，和上面我们讲到位的那些文物联系在一起，试想，谁能敢将与自己打了数百年仗的“敌人”安置在帝国疆域之内？那是铁血柔情的胆量与气魄，是两千年大中国的勇气与担当。

一切都仿佛都很淡远，但在文物面前，一切都是那么真切。在刀光剑影之后，我们的大中国之内也有曾经与我们为敌的匈奴人，而从从外贝加尔到宁夏的漫漫长路也是我们的平和之路、文明之路。路上，不仅有我们的文化自信，还有我们的民族自信、国家自信。或金或铜或锡，金属的文物，闪耀起来都会光芒万丈。文物记住了那条叫丝绸的路，也以明亮的姿态，温柔地关照着我们一定更加强大的现实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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