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田园生活既不恬静,也不优雅

现代人在都会里打拼,与田园牧歌远隔一亿光年。身心俱疲的时候,读几首田园诗是最好的治愈。诗里岁月柔软、风物沛然:

春日獭祭鱼,东风解冻,桃花灼灼,柳絮作雪飞;

夏日熏风长,雷雨阵阵,梅子金黄,满架蔷薇一院香;

秋日寒蝉鸣,白露降,晴空一鹤排云上;

冬日万物蛰伏,备下红泥小火炉,温三杯两盏淡酒,等待风雪夜归人……

山川四季浩浩汤汤,卷走个人的悲喜。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以“王孟”并称,“王”是王维,“孟”是孟浩然。但是在我看来,王维的水准远在孟浩然之上,两个人最重要的区别是:孟浩然写得用力,明显看得出用力的痕迹;而王维写得极其自然,这种自然而然的佳作,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完全学不来。

王维写田园,写的也是人生的不同境界。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是轻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是平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潇洒,“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是纠结,最后掸尽一身红尘与风雪,终归“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是宁静阔达。人在田园山水当中获得了修复和安慰。

为什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向往田园生活呢?道理很简单,这是基因在作怪。我们天生就是小规模的群居动物,几十个人聚居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打打猎、种种菜、生生娃,围着篝火在原始宗教的仪式下狂欢。

无奈文明发展得太快,我们原始的天性被约束起来,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几百万、上千万人熙来攘往的大都会里,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我们的工作、生活越是和天性相悖,我们对田园的渴望就会越强。本质上说,田园的呼唤是一种野性的呼唤,我们想从温顺的狗变回自由的狼,哪怕只是偶尔放纵一下狼性。

回归田园,乍看上去不是一件难事,其实却要付出惊人的成本。对于唐朝人,也包括唐朝以后的人来说,这个成本就是:先要谋个官做。就算做不了官,至少也要考一个最低限度的功名,把自己的身份等级提高一级。

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一灯大师身边的渔、樵、耕、读四位高手的名号代表了古代读书人对田园生活的全部理想。隐居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所在,平日里打鱼、砍柴、种地、读书,自给自足,自得其乐,浪漫多彩。

但如果真的问问渔夫、樵夫和农民,恐怕谁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半分浪漫,就算农闲时光可以读书,但最要命的是这种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朝廷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田园里的壮劳力都会被拉去服兵役。

那时候的渔樵耕读如果还能有什么文艺生活的话,也就只能在滚滚黄沙的玉门关外吹吹羌笛了,而他们的妻子则守着空荡荡的美丽家园。就像“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情境一样。

就算侥幸没有被征兵,但服劳役总跑不掉,唐朝诗人张志和就有过这种遭遇。

我们从小都读过“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就是张志和著名的《渔歌》。

张志和曾经中过举、做过官,但早早退隐下来,隐姓埋名,去过“青箬笠,绿蓑衣”这种富于田园情调的小生活了。

但没想到县令大人兴办政府工程,要挖一条水渠,张志和只能老老实实地挤在民工的队伍里,一身汗臭,挖泥背土。必须承认张志和的修养确实很高,并不申辩说自己有功名,还做过官,不该做这些“贱役”,反正服役就按规矩服役,忍过这一段时间,就能继续渔樵耕读去了。

但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讲,和民工一起服役这种事是宁死也不肯做的。

既然读过书,养成了小姐的身子,就再难忍受丫鬟的命了。

张志和的好朋友陆羽,就是鼎鼎大名的茶圣陆羽,有过更羞耻的遭遇。

今天我们自然认为茶是渔樵耕读的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点缀,喝茶是一件高雅的事情。

唐朝人喝茶和今天很不一样,不是拿开水冲泡茶叶,而是把茶叶连同若干调味品一起熬煮,所以煮出来的液体不叫茶水,而叫茶汤。我们今天喝茶的方式,其实是晚到明朝才基本定型的。

把喝茶提升为雅趣,这是陆羽的功劳。陆羽出身卑微,也一直没有功名,但很有艺术天赋。他在煮茶的时候特别讲究茶、水、火、器四者的完美搭配,把整个从煮茶到喝茶的流程变成了一场行为艺术。

有一位中央来的高官专程请陆羽来做茶艺表演,等喝完了茶,还叫奴仆付给陆羽三十文的茶钱。

今天我们很容易称赞这位高官没有仗势欺人,白吃白喝,但在当时,这三十文钱深深伤害了陆羽的心。因为在陆羽看来,对方付钱买茶,就等于把自己当成茶贩子,而不是当成一名值得尊重的江湖隐士。

陆羽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毁茶论》,懊恼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显然,要想过渔樵耕读的日子,还能有饮茶这种雅兴的话,就既不能真的渔樵耕读,也不能全心全意去煮茶、饮茶。

其实纯粹的田园生活,既不恬静,也不优雅。

在唐朝以前,最著名的田园诗人只有两位:陶渊明和谢灵运。这两个人,无论从人生选择还是从诗歌风格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共性。

严格来说,谢灵运只能算是山水诗人,而不能算是田园诗人。只有陶渊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人——他真的住在乡下,有自己的田,并且亲自耕种。

种田不但是体力活儿,也是手艺活儿,让陶渊明这样一个读书人去种田,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陶渊明种田种得很糟糕,可怜的一点收成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就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好在他小有一点名气,经常能够得到贵人的接济。他也不大在乎自己的窘迫,反正只要有酒喝,柴米油盐的烦恼也就留给明天了,而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照旧还有酒喝。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

唐朝诗人很仰慕陶渊明,但很少有人真正效法他的生活方式。“采菊东篱下”的时候,陶渊明可以“悠然见南山”,但稍微有一点现实感的人都不可能生出这份“悠然”,除非官足够高,钱足够多。

所以唐朝的田园诗人走上了和陶渊明完全不同的人生路线,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苏东坡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

唐朝最美的田园诗,全部出自王维的手笔。我们看他的一首名作《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大意是说:在这苍翠的寒山中,潺湲的秋水旁,我拄着手杖靠在柴门外,听着黄昏的风送来的蝉鸣。向远处眺望,渡口一片空阔,只有一轮落日正在坠入水面,村落里升起了一缕炊烟。裴迪秀才又喝醉了,在我家门前自在地唱着歌。

最后两句诗里,“接舆”是春秋时代的一位狂人,这里代指裴迪,“五柳”是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渊明,这里代指王维自己。

从这首诗里,你也许觉得王维归隐田园,住在一个风景优美但很偏僻的地方,住处很简陋,因为门是“柴门”,只有农村的贫寒人家才用柴门。王维还以陶渊明自比,大概他的境况和当年的陶渊明差不多吧?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就完全想错了。我们再看一下诗的题目:《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歌描写的是辋川闲居的一个生活场面,辋川可不是什么偏远山村,而是终南山上的一处著名风景区,距离首都长安大约四十公里,在长安生活的达官显贵很喜欢在辋川修建别墅。

今天在日本圣福寺收藏着一幅唐代古画《辋川图》,可以从画上看到辋川的山水之间遍布着颇具规模的高档物业。王维“闲居”的地方就是自家的别墅,叫作辋川别业。

但当时的别墅和今天的别墅很不一样,今天即便是亿万级的独栋别墅,占地面积也不会很大。但辋川这种别墅,与其说是别墅,不如说是庄园,不仅可以让人住得舒服,还可以生产经济作物,帮主人创收,王维甚至还很自觉地给朝廷交税。

这是汉魏年间庄园经济的遗存,所以,王维家的“柴门”就像今天年轻人牛仔裤上的破洞,是为了情调而存在的。

我们随便翻翻王维的《辋川集》,比如这首《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充满禅意的诗句里,你一定想不到那些“木末芙蓉花”是可以卖钱的,题目里的“辛夷坞”是一座辛夷种植园。再比如一首同样著名的《鹿柴(zhài)》: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读音标注:返景(yǐng)入深林。

这样的景象确实很美,很悠然,毫无人间烟火气,其实“鹿柴”两个字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身份:这是一处麋鹿养殖所。

所以这才是真正潇洒的田园生活啊!粗活儿一概有下人打理,主人家尽情享受美景和禅意也就是了,谁愿意像陶渊明那样真的披星戴月、扛着锄头去种田呢?

如果让你在陶渊明的田园和王维的田园之间二选一,而你奋勇选了前者,那么请一定收下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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