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大义崔栢滔宪问篇第五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说：“有道德修养的人，一定有言论思想，有言论思想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修养。仁人行仁一定要有勇，有勇的人却不一定有仁德。”这一章讨论言论思想与道德、勇与仁德之间的关系。道德之士必有道德之言；而道德之言未必就只能出之于道德之士。仁者求仁必然无所畏惧，表现出真正的大勇；而有勇之人未必就一定是仁德之士。树立道德典范，垂范后世，必然有可以言说之处；立言传世就未必一定实有其德了。仁者必然有勇，此勇并非是好勇斗狠之勇，而是勇于行仁，不为境遇所迫，不为利欲所动，是真正的大勇，大勇因能够以仁为基础，讲策略，而能够更加的勇。“危行言孙”，其行持正，就是勇；言辞谦逊，就是策略。单独就勇而言，有勇，未必就能够仁。这里讲到了德和言、仁和勇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智、仁、勇，是完整人格的三种基本的精神要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范宣子与叔孙豹讨论“朽不朽”的问题。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这话时，孔子三岁。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有疏注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子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里面说的穆叔，就是鲁国宗卿叔孙豹。在鲁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年，他奉令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到郊外迎接他的时候，相互行过礼后，两人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当时，晋国执政范宣子志满神足地问叔孙豹：“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你以为这说的是什么呢？”叔孙豹笑而不答。范宣子就说：“我的祖先，在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时是御龙氏，在商朝时是豕韦氏，在周朝时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会盟的也是我们范氏，我们家族世世辉煌，代有才俊，恐怕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吧!”叔孙豹说：“以我的见闻，这叫‘世禄’，还不能算‘不朽’。鲁国已经去世的大夫臧文仲，他人虽然死了，但他说过的话却流传下来，如果说这是一种不朽，也算能说得过去。我听说：立德，垂范后世，为后人留下表率，才是最高级的不朽；立功建业，为后代留下福祉，是次一等的不朽；再有一种不朽，就是立言，留下对后人有益的思想言论，供后代参考借鉴。这三者，即使过了很久的时间，也不会消失和磨灭，这才能叫做不朽。”叔孙豹认为：如果世世代代保持贵族地位，并因此而得以享受姓氏，使子孙后代都享有官禄，不断绝祭祀，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存亡续绝的文化精神下，每个诸侯国中都有能做到这样的家族，这只不过是得益于人世间的社会中所给予的福利待遇，还远不能称做“不朽”。这里，范宣子很自负地谈论起他对不朽的理解：他的家族，从尧舜时期就已经受封为贵族，经历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春秋时期，世代受封，地位显赫，延续千年以上，长盛不衰，这可以说是“不朽”了吧？叔孙豹回答，这还不能算“不朽”，只能说是“世禄”，是在社会上得到的福利待遇。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这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故而“三立”，后世也叫“三不朽”。叔孙豹的“三不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无数圣贤英雄就是以此自励，在“立德”、“立功”、“立言”上得以成就不朽。叔孙豹的“三不朽”之说本身也是一种立言，经历两千五百余年，至今非但不朽，更可以继续光耀万代!这里面提到两个春秋时期著名的人物，晋国的范宣子和鲁国的穆叔。范宣子就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夫士匄(ɡài)，生年不详，卒于晋平公十一年(公元前年)，本姓士氏，名匄(一作訇)，因祖父辈受封于范地而改姓范氏，名宣子。范氏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帝尧，帝尧称陶唐氏。帝尧让位给虞舜，在虞舜的时代里，尧的后代仍称陶唐氏。到了夏朝，尧的后人刘累为夏王孔甲驯龙，赐御龙氏。在商代，大彭族的豕韦国被灭掉后，刘累后人被封在豕韦，被称为豕韦氏。豕韦氏商末改国为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故称唐杜氏。周宣王杀杜伯，其子隰(xí)叔奔晋，晋国收留他并让他作了士师这样的官，所以被称为士氏。隰叔的曾孙士会，就是范武子，是士匄的祖父，辅佐晋文公、襄公等，晋成公时任上军将，景公时，任中军将，为正卿，执掌国政，食邑于范，遂称范氏。士匄父亲士燮(xié)，就是范文子，历任上军佐、上军将、中军佐。士匄的女儿嫁栾黡，生栾盈；儿子士鞅(范鞅)，就是范献子。范宣子历仕晋悼公、晋平公二世，范宣子出生于晋国名臣大将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家族的门望也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较早地登上了晋卿之位，担任中军佐，终任中军将，执掌国政，为晋悼公恢复霸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在晋国刑法建设方面起到了跨时代的作用。叔孙豹，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为氏，名豹，谥为“穆子”，是鲁国世家叔孙得臣的儿子，以行人、外交家、聘问的卿大夫闻名于世。在不同的史书中，叔孙豹又被称为穆叔、豹、叔孙穆子、穆子等。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家族之一，叔孙豹的哥哥叔孙侨如继承宗嗣后，多行不义，贪虐无厌。由于感到侨如的作为最终会给宗族带来灾难，叔孙豹提前离开鲁国的宗族，到齐国安身。后来，叔孙侨如果然被放逐，鲁国的执政家族季孙氏召叔孙豹回国，替代他的哥哥做叔孙氏的继承人。《左传》中对叔孙豹的记载最早见于成公十六年(公元前年)，昭公四年叔孙豹去世，又补记了他以前的一些事迹。襄公五年(公元前年)季文子死后，因季武子年少，叔孙豹曾执鲁国之政；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就如昭公元年叔孙豹所说的“叔出季处”(叔孙氏出使办外交，季孙氏主政守国)，叔孙豹主管鲁国的外交。季孙为上卿，主持国政；而叔孙为亚卿，主管盟会、聘问和用兵，非常类似于《周礼》中所讲的行人。叔孙豹用事期间，利用自己的才智，极力维护鲁国的地位与声望，协调大国，团结小国，在极度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鲁国赢得安定，非常的不容易，鲁国因为他而免去了很多祸患与屈辱。他为了维护鲁国的国际安全和国家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不顾惜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外交场合，无论宴享辞令、赋诗嘱物，都能不辱使命，不失国格与人格；不当有的不争，应当做的不避让；言谈、行事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实在是难能而可贵。叔孙豹堪称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表现非常突出并且极具魅力。他的案例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研究欣赏。下面我们略述几则。鲁襄公四年(公元前年)，叔孙豹去晋国回访。晋君悼公设享礼招待他，用钟、镈演等乐器奏《肆夏》前三曲，叔孙豹并没有答拜；接着，乐工歌唱《大雅·文王之什》的前三篇，叔孙豹也没有答拜。直到宴会中演唱《小雅·鹿鸣》三曲，叔孙豹答拜了三次。晋国的执政大臣韩献子看到他的这种仪态，感到非常奇怪，就派人走过去问叔孙豹：“你是接受了贵国国君的使命来访的尊贵客人，我们按照先君制定的礼制，用高规格的礼乐来招待你，你却舍弃最隆重的大乐章不理，而再三答拜小的乐章，请问您持的这是什么礼仪呢？”叔孙豹回答说：“《肆夏》三曲，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礼乐，我只是使臣，不敢听；《文王》，是两国国君相见时的礼乐，我只是使臣，也不敢参与；而《鹿鸣》三曲中的第一曲是贵君用来称颂嘉奖寡君的，作为我君的使臣，我岂敢不拜谢这个嘉奖!《鹿鸣》三曲中的第二曲是贵君用来慰劳使臣的，我岂敢不再拜谢!《鹿鸣》三曲中的第三曲是君王用来教导使臣‘一定要善于向中正的人求得教诲’，作为外交大臣，如果能够在各种场合遵行这样的教导，善于得到中正之人的教诲，就能够时刻做到，一，识别是非善恶；二，辨别亲疏远近；三，衡量礼法仪度；四，掌握做事分寸；五，谋划克服困难，这就相当于得到了五种成事的方法，我岂敢不再次拜谢呢!”在春秋时代，诗和礼是当时通行的外交语言，华夷之别也在此分水，对个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诗在一段时期里曾是王公贵族、世家子弟的必修课。对诗恰到好处的引用、解读和创作，可以表达丰富的外交意境，取得峰回路转的效果。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叔孙豹对此具有很深的素养。公元前年，齐国的大夫、权顷一时的庆封到鲁国聘问，他的车子真是太华美了，以至于孟孙都按耐不住内心中的羡慕之情，在叔孙豹面前赞叹道：“庆封的这辆车子呀，实在是太漂亮了!”对此，叔孙豹的评价是：“过于华贵的外表装饰与内在顽劣的品质不相称，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的这辆过于漂亮的车子不恰恰就是这种预示吗？”接下来，叔孙豹招待庆封吃饭时，庆封也表现出缺少教养，很不恭敬的样子。为此，作为中正之人，为了给他一定的教诲，叔孙豹为庆封赋诗《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然而，这样直白的劝诫，庆封竟然没有明白这首诗的意思，根本就不知道叔孙豹是在讽戒自己。一年后，庆封被驱逐，逃难到鲁国，他把这辆光彩照人的漂亮车子献给了季武子。叔孙豹再次设宴招待庆封，庆封在宴席上很不礼貌地遍祭诸神，叔孙豹对庆封的这种越礼行为很不高兴，他让乐工诵《茅鸱》这首诗，用来讽刺庆封，但庆封仍不明白。果然，在鲁国很快就呆不下去了，庆封又逃到吴国，吴王句余把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南)封给了他，他还把族人也聚集过来一起居住在那里，聚敛的财富比在齐国时更多了。这时，就有人向叔孙豹抱怨说：“上天好像专门让坏人发财吧，庆封又富有了!”而叔孙豹则坚定而明确地断言：“善良的人富有，那是奖赏；坏人富有，就是灾殃。上天恐怕要降灾殃给他了，或许是在把他们这些坏人聚拢一起而全部歼灭吧!”果然，鲁昭公四年(公元前年，楚灵王三年)七月，楚灵王率领诸侯攻打吴国，攻陷朱方，庆封的族人被楚人全部诛灭。肮脏的财产成就的那贪婪的野心，在天地的轮回中瞬间化为了灰烬。这应该是叔孙豹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对政治、历史和人生的规律所做的众多成功推断和预见之一。时运也曾一度把庆封及其家族推向了世禄的顶峰，但是很快就被抛入了深渊。通过庆封与叔孙豹两人内在品质的对比，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没有学问见识，不学无术者，岂敢轻言权力，岂敢安然享受世禄!在《左传》的记述中，叔孙豹知微见著的学问功夫和政治见识跃然于纸上，非常突出。叔孙豹察觉到晋国年龄不满五十的正卿赵孟讲话时唠唠叨叨就像八九十岁的样子，没有远虑，苟且偷安，不像一个主持国政的人，而据此判断，赵孟快要死去，而且，敏锐地判断晋国的政局，如果赵孟死去，主持国政的人将会是韩起，并在回国后及时地向当局建议了对策。一件重要的事，是叔孙豹也预见了季孙氏家和新君鲁昭公的命运。公元前年，鲁襄公在这一年的夏六月去世，鲁国新立的国君子野为父亲悲伤过度，在秋九月也去世了，执政的季武子想立子野母亲妹妹的儿子公子稠为国君，叔孙豹不同意这一安排。他认为，第一，从身份上，公子稠这个人不是鲁国王室的合法继承人；第二，就个人才德来说，在处理父亲丧事时，公子稠非但不悲伤，服孝期间居然还面有喜色，这样不孝的人很少不会闯祸的。如果真的立公子稠做国君，一定会给扶植他上台的季孙氏带来忧患。季武子不听，最终还是立了公子稠为国君，这就是鲁昭公。此时昭公已经十九岁了，可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贪玩，在安葬襄公时，给他换了三次衣服，他还是把衣襟弄得很脏，有见识的君子看到这里，也都同意他不会有好结果了。果然，25年后，鲁昭公率兵攻打季孙氏，差一点儿让季氏家族覆灭，靠着叔孙氏、孟孙氏两大家族的支持，季孙氏家族才免于劫难，而鲁昭公自己，则因此无法在鲁国容身，流亡海外，最终客死他乡。叔孙豹不仅是有卓远见识的政治家，而且同时是一个有勇、有礼、有担当、有操守的大臣。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老油条。公元前年春天，鲁国的大夫臧武仲出使晋国，天下起了雨，路过鲁大夫御叔封邑，就到他家探望并避雨。这位御叔，此时，正准备着在外面的雨幕下，坐在屋里惬意地喝小酒。被打扰酒兴的御叔就说了点儿牢骚话：“雨天人家在准备喝酒，你臧武仲出行却赶上了雨天，说你臧武仲，啊，聪明劲儿都做什么用了呢？”叔孙豹听说了这事，气愤地说：“这个人自己没有出使他国的本事，反而对担当出使任务的人傲慢，这样的人真是国家的蛀虫。”于是，他下令把御叔的赋税增加了一倍，惩戒这种行为。公元前年，在郑国的虢地，各诸侯国举行盟会，叔孙豹正在同与会的各诸侯国的大夫们热烈地讨论着谋求弭兵休战盟约的重要时刻，鲁国的季武子却攻打莒国占领了郓城。莒国来人向与会各国控告，楚国就向作为盟主的晋国请求诛杀代表鲁国正在参加会盟的叔孙豹。晋国大夫赵孟的助手乐桓子借此机会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表示他可以帮忙请赵孟说情，叔孙豹拒绝了。他说：“我参加诸侯会见的使命是为了保卫国家。如果我用财物免除了个人祸患，那么，鲁国就必然要受到进攻。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国家受到攻击，我就一定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如果那样，我的罪过就太大了。我们当然可以归怨于季孙，但是，这种个人的过失，怎么能由国家来承担其结果呢？”赵孟听说此事后，被叔孙豹的这种人格力量深深地感动，他说：“面对祸患而不忘记国家，这是忠；考虑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这是信；为了国家而不惜一死，这是贞；谋事定策，选择取舍以上述三点为基本出发点，这是义。同时具备了这四点的人，难道可以轻言杀戮吗？”于是就坚定地亲自劝说楚国不要杀叔孙豹，结果，楚国接受赵孟的劝说，赦免了叔孙豹。这件事非常鲜明地说明了叔孙豹高尚品德，更显示了远远超出金钱之外的人格道义的力量，小到个人处世，大到国际外交，都值得我们深深的玩味。叔孙豹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而且，正是这些品质，为他赢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他却并不是一个完人，这就决定了他没有一个满意的善终，与他同时代的吴公子季扎很早就帮他看到了他的美中之不足，季扎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听说君子应致力于选择贤人，但你喜欢善良却不能选择贤人。您身为鲁国的宗卿，又承担着国政，不慎重地举荐人才，怎么可以呢？祸患必然殃及您。”事实果然是这样的，单单就叔孙豹错误地选择竖牛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以及选择竖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恰恰就足已说明了这一点!叔孙豹的言论和行履都是在为本章所讲的德与言、仁与勇作注脚。叔孙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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