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物与符号,从而使我们能够产生表达和

象征物（Symbol）是具有特定含义，从而使我们能够产生、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事物。比如，在我们的社会里，黑色象征死亡，星条旗代表美国，十字架意味着基督教。符号（Sign）是象征物的一个子范畴。和象征物一样，符号也是传达意义的事物；但与象征物不同的是，符号承载着有限、精确、清晰的信息。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代表死亡的黑色这个象征物和符号I。黑色这个象征物承载着深刻而含糊不清的含义；相反，I是一个符号，毫无歧义地指代数字一。象征物与符号的用法不同：象征物帮助我们形成并且深思某些概念，而符号则是与具体行为相关联的交流工具。因为使用象征物是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象征物无疑与人类一样古老。从人类起源之初，象征物就是所有人的知识、经验和信念的集成。同时，人类从一开始就凭借符号交流。因此，象征物与符号是理解各种文化的钥匙。然而，象征物不可能永远存世，通常来说，其寿命不会长于创造它们的社会的寿命。这是因为，首先，它们承载的是被任意指定的含义。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黑色让人们想到了死亡，而在另一种文化里，黑色可能恰恰代表着生命。象征物的根本特性就是，它们的意义无法依靠感官感知，也无法加以逻辑解释，而只能够从其使用者那里学到这些象征物的含义。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当一种文化消亡后，遗世的象征物就变得高深莫测了，因为传授它们的含义的人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史前社会的象征物遗存下来的极少，而且，即便留存下来，通常也是无法解读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象征物尽管早在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初期就已经有人在近东居住，却没有象征物从如此久远的年代中流传下来。能够证明在近东地区使用象征物最早的考古材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遗存，时间则晚至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有三方面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第一类证据是在以色列加夫扎（Qafzeh）洞穴里出土的赭石。[5]当然，我们无从确知在那时赭石到底被用来做什么，不过红颜色应该表达的是某种象征意义，而不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而且有人猜测，赭石在那时可能被用来在身体上进行彩绘。第二类证据包括在墓穴里发现的花卉或驯鹿角等殉葬品，例如，在公元前年沙尼达尔（Shandir）[6]和加夫扎（Qafzeh）的墓葬中就有这样的随葬品。尽管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那些赭石、花卉和驯鹿角对于尼安德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人们通常认为，红颜色和随葬品是承载巫术——宗教含义的象征物。由此可见，近东最早使用象征物的证据显示，它们具有仪式性功能。第三类证据是有刻痕的骨头碎片，那上面往往有平行线条之类的图案，克巴拉（Kebara）洞穴里就出土了这样的骨片。[8]这些有刻痕的骨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近东最早的人造符号。在沙尼达尔的尼安德特人给从自然界中唾手可得的颜料和花卉赋予意义的时候，克巴拉的居民已经开始在物质材料上涂涂画画，以用于传递想法。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象征物同样的象征物传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继续流传下来。人们经常可以发现赭石的使用，[9]而且在以色列的海约宁（Hayonim）（约公元前年）[10]和黎巴嫩的吉塔（Jiita）[11]，以及科萨尔阿基尔（KsarAkil）（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的遗址群落里，也都发现了有刻痕的骨器。在科萨尔阿基尔发现了一只大约10厘米长的骨雕猫头鹰，那上面约有道刻痕，它们纵向排列，形成各自独立的四列……今天在海约宁遗址和黎凡特（Levant）的纳图夫人（Natufians）遗址，仍然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人工制品；甚至从大约公元前年生活在内盖夫（Negev）的人群遗址里，也能找到这样的遗迹。与此同时，从黎凡特到伊拉克的遗址出土的卵石、石灰石和骨制工具上，也有平行的刻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一种新的图标象征物在西亚地区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年的时候，海约宁地区出现了用精细的线条勾勒出的一匹马的形象的石板，它们可以算作新的图标象征物的代表。在土耳其贝尔蒂比（Beldibi）洞穴（约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里，发现了用燧石描绘的公牛和鹿，在卵石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图像。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有刻痕的石器以及动物形象究竟具有哪些功能，对此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安德烈·勒罗伊-谷兰（AndreLeroy-Gourhan）认为，那些图像符号是代表着巫术——宗教意义的象征物。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动物形象指向超自然现象，每一种动物都表现着复杂的宇宙观。[19]勒罗伊-谷兰主张，这些动物形象是承载着深刻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们被用来作为思考的工具，并且使得把握抽象的宇宙论观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从考古学发展起来的早期岁月开始，有刻痕的骨器就被解释为记账标签，每一刻痕代表着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根据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Marshack）最近提出的理论，这些人工制品是太阴历，每雕刻一条线就记录一次月亮的出现。这些线条符号一直被认为指代着单独、具体的实物。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些刻痕当作促进某些特殊用途的知识积累的符号。如果这些假设正确的话，那么这些记账标签就证明了，在近东地区，最晚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符号了；如果这个证据反映了客观事实的话，那么在仪式中使用符号的阶段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通过使用符号传递实际信息的阶段。如果那些有刻痕的骨片的确是记账标签的话，那么在克巴拉、海约宁、科萨尔阿基尔和吉塔所发现的旧石器和中石器时期的线形记号就相当有趣，因为它们代表近东人首次尝试储存并传播具体的信息。这是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第一步，它标志两方面的非凡贡献。第一，记账标签告别了仪式象征物的用途，而用于处理具体的数据。它们将可感知到的物理现象——比如月相的连续变化——转化为符号，而不是激发人想象看不见摸不着的宇宙观念。第二，这些刻痕用几种方式表示抽象的数据。1．它们将具体的信息转化为抽象的记号；2．它们将数据从其语境中分离出来，如把观月的景观从其他同时发生的所有事件——比如气象情况或社会情况——中分离出来；3．它们将知识与认识者分离开来，就像沃尔特·翁（WalterOng）[22]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用冷与静态的视觉方式，而不是用热与灵活的口头媒介呈现数据，后一种方式还涉及了嗓音的高低和身体的姿态。由此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科萨尔阿基尔和吉塔发现的图像符号，不仅催生了记录、处理和交流数据的新方式，而且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不过，记号标签一直都是一种粗糙的工具。因为那些刻痕的所指并不明晰，可能暗示着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理解。马沙克设想，这些符号代表月相；而其他人则推断，它们记录着猎杀动物的次数。然而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其含义。实际上，刻下记号标签的人清楚，有刻痕的骨器只是用来记录相关事物数量方面的信息，但究竟是什么事物，就是难解之谜了。这些数量信息的基本记录原理是一一对应的原理，一道刻痕代表着一个数量单位。此外，因为记账标签只使用一种记号，即一种刻痕，因而它们一次只能处理一类信息。一片骨器只能够记录一种信息，记录第二套数据就需要第二片骨器。因此，这种简单的记账标签方式只适合于仅有少量清晰事项需要记录的社区，就像在旧石器晚期时代那样。当然，在公元前年之前，计数的骨器可能完全不是储存信息的唯一工具。进而言之，就像在许多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一样，在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中，人们很有可能用卵石、树枝或谷粒计数。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些技术工具与记账标签一样不完备。首先，与骨器上的刻痕一样，卵石不能表示计数的是何物。只有雕下刻痕或垒石头的当事人才知道，他统计的是什么东西的数量。其次，由于没有特指，卵石、树枝每次只能记录一个范畴的数量。一堆石头或一块骨头可以记录几个连续的日子；但是，假如同时又要记录例如动物的数量的话，那么就需要另一堆石头或另一块骨头。再次，即最后一点不足是，这些功能不严谨的计数器和符物一样，计数方法是一对一的，一块石头、一根树枝代表一个数量单位，不可能代表抽象的数字。比如，一块石头代表一天，两块石头代表两天，如此等等。卵石之类的散落的计数工具由于操作方便，因而有助于处理数据。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积累和保存数据方面，有刻痕的骨器更有效率，因为刻痕是永久性的，而且不可能七零八落、散落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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